这是一篇引起我极大兴趣的课题。作为南洋移民的后裔，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曾经认真研究过祖辈的艰难历程，以及这个成为自己出生国及居住国的奋斗故事。新加坡近几十年来的繁荣已经蒙蔽了许多新一代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知，使他们渐渐失去了其“华人性”。也许这一篇小论文能够给予大家某些启示，促使大家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重新找寻并尊重自己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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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变迁：1950/60年代与当前的比较
导论
上个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全世界而言，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引发了美苏的持久冷战；继后共产中国的成立加剧了国际关系的紧张；在东南亚，二战促成了人民的民族觉醒：马来亚民族主义抬头，如火如荼的反殖民统治运动领导人民走上自我身份认同与肯定的探索之路。新加坡作为英属殖民地，同样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极欲摆脱殖民枷锁，自理自治。同时，其华人社会也在经历内部分化与蜕变，试图在传统制度与现代思想的冲突中求取平衡。
在此文中，笔者将从东南亚华人的社会结构为下笔点，论述新加坡华社的构成及变化，以及民族主义的转换如何在华人寻求身份认同时扮演重要角色。再以上述为基础，探讨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转变因素、其演进过程与结果。最后，以大观的视线俯瞰新加坡华人的思想及心态上的转移，做简略的两期比较与评述。
本文的讨论“时间”设定在1945年―1965年（二战后至新加坡独立）与90年代以后的两段时期，做“跨越性”（或称“跳跃性”）的比较。而前者又分为1945-1955年的“觉醒”期及1955-1965年的“探索”期。以史学分期论，1945年是民族国家形成的阶段，而1990年以后则是全球迁徙阶段 ，因此比较两段时期有其独特的代表意义。在空间的选择，则以新加坡为着重点，概括周边国家（东南亚各国）及至全球化范围。
主文
在对课题进行深入地探讨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分析殖民时代新加坡社会（包括华社）的结构与性质。
殖民时期的新加坡主要是一个多元社会（Plural Society）。所谓“多元”，并非今日所理解之情形，而是由多个彼此共存但互不相容纳与融入的社会阶层与族群组成的社会。这是英殖民统治者采取“分而治之”治理政策的结果。虽然能使不同种族的人民和睦相处，却非出于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分而治之”因此为日后新加坡人民在寻求身份认同的探索道路上引发的两次大规模的种族冲突埋下祸根。
华人作为人口最多的移民群，主要构成部分为华商、华工、华侨和华裔。中国移民也采取了“分而居之”的分化模式，依地缘、血缘及业缘聚居，由各自的会馆领导，不同方言群之间时有冲突。只有在对待其故乡――中国的问题上，华社才成为团结一致的群体。
民族主义与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的定义，可以是对血缘、地缘、业缘等的感情依属，在模式上可以是对政治、文化、国家甚至于经济上的意识认同。它们既有性质上的不同，亦有本质上的联系。因此，身分认同是多层次、多元化、多方面的。
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与民族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东南亚，民族主义可分为三种，标志着人民心态上的转变。一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对某个单一国家及单一民族的情感认同；二为“亚洲民族主义”（asian nationalism），指因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统治，欲建立新国土而产生的理念与行动；三为“海外华人民族主义”（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源于对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生存与繁荣之关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并组织、团结海外华人社会，使华侨为中华文化感到自豪 。新加坡华人最先发扬的是“海外华人民族主义”（即“南洋华人民族主义”），以中国为效忠对象，主要表现在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性上。但是战后却慢慢转型为“亚洲民族主义”，极力反抗殖民统治者继续滞留其居住地，并希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1945-1965年正是新加坡在这方面的转型期。继后，随着局势的稳定及新加坡取得自治、独立，华人的民族意识逐渐缩小为对单一国家的感情认同，即“民族主义”。这就是90年代新加坡经济发达后至现今的情形――新加坡已成为其华人的唯一效忠对象。
在比较两个不同时期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变迁之前，让笔者先阐述其转变及产生过程及原因，以更客观地给予评论，做出比较。
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转变因素
探讨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转变因素，笔者选择从两个方向着笔。一个是由内向外，观看新加坡在战后自身的变化过程如何传达东南亚以外；一个是由外向内，审视中国及周边国家的进程如何影响了新加坡华人寻求身份认同。两者皆有着独立及重叠的互维关系（a subset of each other）。
由外向内：世界、中国及东南亚进程的影响
二战后的世界局势起了颠覆性的变更，新思潮与新观念在战争过程中逐渐成熟，人们开始提倡独立自主、平等以及权力尊重的新国际关系法则。在这样的新环境下，旧时代的机制必被淘汰，殖民主义作为侵略性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继续生存。
在东南亚，众多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也从战争中看到了殖民统治者的无能及懦弱，明白殖民统治者不过是经济剥削者，唯有自己掌权才能确保家园的安定与繁荣。同时他们也看到了世界的大趋势，因此萌生了“自己管理自己的土地”之先进思想，从而有了对侨居地或出生地的认同与忠诚。战后的东南亚地区正孕育着一股对抗力量。
中国是在海外拥有最多移民的国家，也是在战时得到最多海外侨民支持的国家。二战之后，中国陷入内战，一直到1949年共产党胜利才平息。50年代，中国虽然想为海外华侨提供保护，但一来碍于国立不足而未能达到，二来海外华人的意识形态也正发生转变（对居住地增加了感情认同），因此中国也相对地做出了调整。1956年，即将上任新加坡首席部长的马歇尔（David Marshall）访问北京，总理周恩来向他保证，中国政府希望看到新加坡华人 取得当地公民权，并全心全意效忠新加坡。任何取得新加坡公民权的华人，将立即停止“拥有中国公民权，不过他们当然仍旧保留固有的种族与文化的关系” 。
在失去了中国的认同后，海外华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华侨与中国国民的身份之现实与差异，认识到要生存就必须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从而衍生出了所谓的“本土情怀”以及“本土化”文化。
由内向外：新加坡华人的思想蜕变
对于当时居住在新加坡的人民而言，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给予他们的心理及身理冲击是极具震撼性的。这时期的新加坡华社，仍然以方言群聚居的零散族群，以中国移民居多，由各自的会馆扮演领导角色。他们唯一的共通点是：都视自己为华侨，视中国为祖国及效忠对象。新加坡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侨居地，大部分人仍然抱着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因此，日本的侵华行动才会引起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反响。
日本在统治新加坡时采用的态度及手法是促使人民觉醒的重要因素之一。人民开始意识到日本人并没有把华人分为不同籍贯看待，而是以一个群体对待，让华人醒悟团结一致的必要性及重要性，同时把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看待的概念雏形慢慢呈现。这样的民族觉醒（这里指马来亚民族主义）建立在被日本统治的共同经验，在战后慢慢成熟并发展成为对聚居地的占有欲望。
此外，当时新加坡的社会结构对华人身份认同感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就人口结构而论，战后50年代，中国移民的第二、三代已经出生。基于在中国很少或没有直系亲属以及对出生地的感情，这一群当时的新生代一般对于中国的感情较淡，效忠程度较上一代弱。他们是后来学生运动及工人运动的主要带动者，并且是大力支持新加坡成为一个“国家”的推动者，在身份认同上渐渐趋向新加坡（其实是介于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及对新加坡的政治认同之间）。
政治认同在50/60年代的新加坡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各党派各机构都在争取政治选票，以巩固其在新加坡社会中之地位。中华总商会及各大会馆当然不例外。而亲共党派与及民主党派亦展开激烈竞争，试图以掌握华人的方式获得对新加坡的领导权。
从另一个角度看，政治认同可以概括为由于不能认同于共产主义中国而转向祖居地寻求认同，亦可由于对居住地的感情加深而渐渐与中国疏远。两者是相互联系的。
在当时的新加坡华社中，最不容忽略及忽视的两个组织就是商会与会馆，又以掌握经济命脉的商会更为举足轻重。一直到1959年自治之前，华商是华社中推动社会、教育及政治发展的最主要力量，因此有所谓的“在商而不言商”。在新加坡演进的过程中，商会及会馆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个家长式的领导模式在战后新加坡寻求自治的过程中受到了极严重与直接的挑战，促使华商在50年代至独立之前，为了巩固其领导地位而积极参与、干涉政治，试图保留其影响力。此举也加速华人扎根海外的意愿。会馆，同样的也遭到了权利的削弱。商会与会馆的式微象征着华人走出长久以来赖以生存的保护区，并重新认识所居之地及一直所效忠的祖国对象。本土政治的诞生给了华人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
在此亦欲谈及的，是“土生华人”。他们除了保留些许的中国习俗外，对中国基本上缺乏感情，甚至于有些许的排斥。反之，他们熟悉本地的情况，英文驾驭能力强，在殖民时期倾向与英国人合作共处 。自1959年开始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恰巧是由一群受英文教育者领导，而党主席李光耀正是“土生华人”，对中国既不熟悉，又存在某种程度的戒心。在其领导下的新加坡，不可能认同于中国。这解释了为何新加坡在建国以后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密切，在建国之初极力排斥亲共者。他们认为旧中国的儒家思想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危险的、颠覆社会的祸害。当然也不会认同及接受商会及会馆的领导角色。商会及会馆的式微是必然的。
从觉醒到探索：新加坡华人的身份重新认识
战后的新加坡社会与战前有着根本上的不同，是一个较为团结的整体。1945-1955年是新加坡华人在身份认同对象上的“觉醒”期，造成的原因在上文已详述。所谓“觉醒”，指的是对原本的认同对象的正当化（justification）及在新环境中的认同对象之可能性作重新思考。1955年的初步自治，第一次把新加坡塑造成一个“国”的概念。1955-1965年是新加坡华人在觉醒后开始为自己的身份认同寻求定位的时期，亦是新加坡为自治及独立作最激烈斗争的时期。
政治是分化人民的最敏感因素。当人们开始在新加坡参与政治，民众及个人利益都系在本地时，对于中国的认同感便开始转移。我们不能忽视一些硬件因素对挽留华人的“新”的有效性，如：公民制。
对第一代人而言，中国就是祖国。他们对有什么样的人来统治中国并不在意，最重要是把中国建设好。所以对共产中国并不非常排斥，甚至欢迎。但是50/60年代，当马来西亚共产党活跃于新加坡的政治舞台时，这一代人已经年老，他们不愿也不会参与政治。下一代人就不同，他们会区别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基于拥抱理想，会努力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
在此必须提出的一点是，文化认同是多元性的，政治认同则是单一的 。前者基于对自身人种及习俗、传统之认识，而后者则是对出生地与居住地等的归属感。作为新加坡华人，其文化认同的基础还是中国，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也同时涵盖了其它文化。因此，就算50/60年代的华人普遍上认同新加坡作为他们的国家，并不代表他们认为“祖国”就是新加坡。在文化上，新加坡永远无法取代中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但这种文化与国家认同感的明显区分在时间的冲击与新加坡的繁荣发展下也渐渐模糊了。
当代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探讨
独立后，政府大力推动讲英语及近年来推动讲华语运动，是一种身份认同的重新塑造及精神转移。目的在于让新加坡华人形成独特的本土华人性（本土华人特征）而不得不认同于唯一能容纳此特征的新加坡。虽然这有助于新加坡维持稳定的多种族共存关系， 却也使今天新一代的新加坡华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仅保留了表面的模仿形式，对其深沉的内蕴所知甚浅。
进入90年代，新加坡已经成功跻身先进国家行列，国家繁荣、安定与经济发达的卓越感使新加坡华人普遍为国家感到自豪。经过政府近30年的塑造，新加坡华人已经不再与中国有任何感情上的联系。就算华人在文化上仍然承认自己是中国华夏民族的后裔，却已渐渐失却其传统“华人性”（Chineseness），以致他们极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选择以“华人”自称，以表示与中国在感情上的分离。甚至，在跨出国门时，华人会以“我是新加坡人”自居，凸显其对于出生地及居住地的自豪。
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两期比较
今日新加坡华人对于国家的认同有本质上的不同。以往华人效忠中国，是带着报效祖国的爱国之心。尽管当时的中国是极其地落后无能，海外华人还是在所不辞地为祖国赴汤蹈火。今天的新加坡华人，其对国家的归属感除了基于地缘的感情联系之外，无可否认的，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国家繁荣之上。如果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一直如半世纪前的中国般落后无能，到底还有多少华人会对其产生如此“根深蒂固”的认同感？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今天的新加坡华人，已经把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模糊化。因为执政党的分离政策，使新一代的新加坡人对中国所知甚少，也就无从培养任何感情。中国对他们而言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民行动党的政治领导能力及方针是塑造今天新加坡华人的精神面貌之主导因素。行动党采取的实用主义，以提供人民安定与繁荣的生活条件巩固其领导权及新加坡在国际上之地位，间接培养了人民的归属感。但直至今天，我们还看到新加坡政府积极地推行国民教育，所谓何因？正是因为领导人了解新加坡华人对于国家所谓的认同感是建立在极其脆弱和不甚理解的基础上，他们也开始为看不到这一代华人为国献身的爱国精神而担忧。
从前，会馆扮演着维系于中国情感联系与传承中华文化的角色。在新加坡独立后，会馆开始式微。不但切断了对中国的关怀，也同时切断了华人的文化命脉。跨入21世纪，现代年轻人不再需要宗亲联系，政府却在国家稳定后发觉阻止价值观流失的迫切性，宗乡会馆再次受到重视，但为时已晚。新加坡已深受现代化与西方文化的侵蚀，要改变人们的心态谈何容易？
多元、多重、复杂又吊诡的身份认同意识是今天新加坡华人独有的特征。在寻求身份认同的当儿，新加坡华人也陷入了寻求身份定位的迷思，这包括对自己族群所原有的文化遗产的重新认识与理解，以及如何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抓紧自己的文化属性。但历史的片面使新一代的新加坡人无法主观地分析及思考、理解新加坡过去的历史，他们的身份认同因而完全依赖官方的历史资料来源及对地缘、血缘的主观感情。基于此，新一代的华人的爱国之心是薄弱的。
结论
今天新加坡华人的国家认同感，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经历、记忆、回忆（collective memory）之上。因为这样的经历，使他们明白自己的命运是与新加坡的存亡，而非中国之存亡紧密联系的。
50/60年代，青年的热忱是建立在寻找及建立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理想家园的奋斗。因为社会与世界的不稳定，制造了危机感。当中国1949年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开始建设全新的家园后，也促使了华侨身份的新加坡人民思考自己的身份属性。那种彷徨的身份认同及归属感的心理使他们热切地期盼拥有这块培育他们成长的土地，做自己的主人。
正如1950年代，执政党努力扫除新加坡华人的族群情感一般，90年代政府又重新努力尝试复兴新加坡华人的族群认同及情感认识，却已今非昔比。今天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面貌，似乎在人民行动党执政的那一天起已在冥冥中注定的必然结果，既不可能后退，也难以更改。也许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几近无计可施之下，唯有以中国未来的经济价值为宣传主题，试图在新加坡华人对其华人特性的保留上作最后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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